规划建设前沿
同济城建干部培训中心将每1~2周推送一期当下最前沿的规划建设问题的综述性摘要。
在我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在国外的一系列城市排名中,我国城市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而随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发育成熟,其内部空间组织也趋于网络化。
本次前沿信息简述城市网络研究的全球背景,介绍我国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排名变化,提炼相关领域专家及学者对城市网络的阐释,并择选城市网络在国内外区域研究和规划中的若干实证案例,使各位领导干部和读者对城市网络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主持人:程遥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助理教授 系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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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络研究的全球背景
1996年 Manuel Castells教授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概念,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基于空间邻近原则的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组织逻辑,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城市体系和全球城市网络研究。迄今,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新的世界城市体系观已经形成。根据“流动空间”这一新的空间视角,地域的重要性趋于减弱;而处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城市则被看成为脱离其所在区域,成为了“去空间化”(placeless)的网络节点。相应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对于城市群的空间认知和研究也就转向了如何定量计算和可视化城市节点间的信息流、运输流、企业联系流及由其所表征的城市体系。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以英国Loughborough大学为基地的GaWC开始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以英国地理学家Peter Taylor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采用“连锁网络(interlocking network)方法”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网络,以判断其中各个枢纽城市的等级属性,并对在该方法下计算出的“世界城市”进行排序。根据该排名,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榜上有名”,且名次提升迅速,这使得更多的中国城市开始关注“城市网络”这一议题。
2010世界城市网络
来源:GaWC网站:http://www.lboro.ac.uk/gawc
我国在世界城市排名中的历年名次
来源:GaWC网站:http://www.lboro.ac.uk/gawc
上表中的括号代表城市所在排名
城市分类根据GaWC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可以根据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内部网络分布绘制城市的连锁网络,并计算城市在网络中的联系度(connectivity),将其划分为Alpha (A)、Beta (B)、Gamma (G) 3级10档(A++、A+、A、A-、B+、B、B-、G+、G、G-)。其中,A++ 为伦敦、纽约这两个具有绝对高度的世界城市,A+为与伦敦、纽约互补、且高度融入网络的世界城市(多为亚太地区中心城市),A和A-城市则为联系重要经济区与世界经济的重要世界城市,所有的B级城市则担任着将区域或国家联入世界经济职能的世界城市,G级城市则为联系较小区域/国家与世界经济的世界城市,或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以外承担重要职能的世界城市。此外还有一类城市称为“(高度)服务自足城市”(HS/ S),这些城市不能算作世界城市,但也不依赖世界城市提供服务,能够基本实现“服务自足”,这类城市多是较小国家的首都和传统制造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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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之见
吴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 教授
来源:浦江创新论坛
在当前创新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进入以创新要素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创新时代。创新资源越来越明显地突破组织、地域、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城市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一个创新城市群的架构与发展取决于创新要素来形成一个互动的网络,而创新要素的关键一定是创新人员的互动。
唐子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迈向全球城市的战略思考
来源:上观新闻
城市关联网络的本质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企业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者,众多企业的区位策略界定了城市关联网络。全球城市是全球经济网络的枢纽或节点,其核心功能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全球资本支配中心。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来源:《城市规划学刊》2016年第3期
以全球资本服务视角为主和以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为辅,我国城市群可以划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能级最高的国家级城市群,其它三个层级包括能级较高、能级一般和能级较低的区域性城市群。能级最高的国家级城市群和能级较高的区域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体系中发挥“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双重作用。作为全球资本支配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城市是中国资本支配的”中心城市”;作为全球资本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城市是对接全球资本服务网络的”门户城市”。
赵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程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助理教授 系主任助理
程遥、张艺帅、赵民: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来源:《城市规划学刊》2016年第4期
随着城市群内部功能联系网络的形成,城市职能分工越来越趋向专业化,区域内的城市间形成了紧密不可分割的互补和相互支撑关系。因此,新的空间秩序与基于城镇等级的“点—轴—圈”空间体系最大的差异在于,城镇(包括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等)是其核心功能腹地(如都市圈)及所在区域(如城市群、城市区域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并非作为孤立的点存在和获得发展;即城市的能级更多取决于其网络能力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规模、行政等级等。尤其是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核心城市,正是通过“根植”于所在地域,不断集聚和整合区域资源,扩展其网络腹地,才有效地提升了其在全国和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竞争力。
有鉴于此,从城市和区域空间规划角度构建我国城市群空间体系,除了仍需要基于政区范畴和行政等级、规模等因素而定义都市圈和发展核心和轴带以外,更需要考量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流动和市场力量等对空间资源的配置作用,并理解区域内实际的空间组织特征及其演变趋势。进而在城市群的规划取向上,首先要辨析我国特大城市“根植”于所在地域的发展路径,顺应其对核心功能腹地的辐射需要,以“看得见的手”去优化和提升腹地的网络支撑能力,引导形成引领城市群发展的核心都市圈;其次要充分认知“都市圈”并非单纯的行政概念,而是城镇空间自组织作用下形成的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地区。因此,都市圈规划需跳出传统的“创意”及思维定式;要更多以实际空间联系为依据,引导城市地区的设施网络建设与共享,进而促进都市圈空间的形成和优化。在都市圈(或城市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关系则更多地建立在协作分工和优势互补基础上;对于单个城市而言,对其战略引导应聚焦其在城市群中的专业化特色(而非追求不切实际的区域中心地位),强化其与都市圈城市以及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联系。
赵渺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赵渺希、钟烨、徐高峰:中国三大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时空演化
来源:《经济地理》2015年3月
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界定了城市区域的外部关系,而多中心的网络组织已成为城市区域内部空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多中心”是与“单中心”相对的区域模式,是一种由多个核心共同组成的空间实体,学界多从形态属性和功能联系两方面来判别其多中心特征,其中功能意义上的多中心则以城市区域的功能性联系为判别标准,即从网络的角度对多中心的功能进行界定。
(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普遍呈现区域一体化和多中心发展的趋势,与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间联系成本的降低有很大的关系。当联系成本降低到一定水平时,趋势的强化促使越来越多企业追求空间成本的最小化,将总部和分支机构分置于不同城市,因此城市间会呈现出企业内部的功能性分工。随着当代社会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可选择的空间范围有所扩大,技术的发展推动联系成本的降低,企业内部不同功能产生分离分工,这也进一步导致跨城企业联系明显增强。
罗震东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朱查松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助理教授
汪鑫,罗震东,朱查松,曹子威:中心与腹地的辩证
来源:《城市规划学刊》2014年5月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静态的属性数据以及聚焦城市个体而非城市间关系的研究开始面临巨大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 连接性弱化了物理邻近性,关系论更新了区位论, 城市职能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间的联系在流动空间体系中已经发生变化, 使得小城市可以拥有中级、甚至高级职能。 城镇的增长潜力不再单纯地取决于自身的规模大小,而更多的取决于其与区域网络中其它城镇的功能作用强度。
钮心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
宋小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王垚、钮心毅、宋小冬:“流空间”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来源:《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6期
在流空间背景下,以“流”作为真实的关系数据反映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从城市的内部特征转向城市的外部关系,关注点从城市的形态、核心—边缘、等级体系转变为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连接关系。
传统的实测流分析是获取区域内城市之间真实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比如以交通调查数据代表的人流、邮政数据代表的信息流。近些年大数据研究兴起后,以手机通话数据、互联网数据、移动定位数据等作为实测数据,降低了“流”数据的获取门槛,丰富了“流空间”的认知,吸引了诸多学者用不同类型的“流”来描述区域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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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络的规划应用
巴黎大区指导纲要
来源:规划头条君
“巴黎大区指导纲要”(SDRIF)提出了以“三根支柱”为主的规划策略——“联结与构建”、“极化与平衡”、“保护与发展”,分别对应巴黎大区的交通、城镇体系和自然空间保护的策略。
所谓“极化”即促进更多集约紧凑的城市中心的形成,所谓“平衡”即区域内的职住平衡以及大都市区的整体发展平衡,“极化-平衡”就是通过在大区尺度上培育更多城市中心以实现平衡的生活和公平的地域发展。强调多层级多中心的结构,规划强调要增加更多的中心,并且要重视地方特点,避免中心的同质化。
虽然巴黎的城镇体系规划主要通过“极化-平衡”这一支柱展现,但仅仅看这一支柱并不能完整地理解巴黎的城镇化思路,因为规划提出的三大支柱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规划首先通过“保护-发展”这一支柱,明确城镇化的生态底线,从而确定适合城镇发展的土地范围,其次通过“联结-构建”这一支柱,构建四通八达的大区交通系统,从而进一步支撑城镇体系的选址和规模设定,而多极、集约、紧凑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反过来又进一步保证了自然空间的保护和发展。
英格兰北部“北方之路”规划
来源:Moving forward: the northern way
该规划旨在振兴英格兰北部传统工业地区,但同时将经济发展和区域振兴诉诸于空间规划的发展战略。结合整个欧洲大陆空间结构和英北城市和交通网络,规划了一条“北部发展走廊”,并通过发展走廊连结8个重点发展的城市-区域。该计划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核心城市”,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大城市的高度化发展,使得更多资源集聚至8个城市-区域,进而将英北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中心城市网络。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资料来源:http://www.hsii.gov.cn
京津冀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推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以重要城市为支点,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空间格局。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org.cn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努力提升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水平,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全面加快现代化、一体化进程,形成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主体,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网络化城镇体系,成为我国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流动空间”视角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资料来源:张艺帅,赵民,王启轩,程遥,《城市规划学刊》,2018.4
改革开放后,从珠三角核心区的最先崛起、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型,空间场所的临近性及经济区位具有基础性作用。但一个区域的更大发展离不开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产品流等的畅通和高效;本质上,正是由于粤港澳经济活动的各种“流”定义了粤港澳的城市体系和塑造了大湾区。围绕珠江口的湾区,不仅是粤港澳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城镇联系的高地,有着极高的网络权力,同时也是组织区域外围地带城市网络运转的核心枢纽。从当前发展态势推断,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还将进一步融合发展,“两个扇面”的区域职能还应进一步强化。一方面,以创新驱动湾区发展,建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门户,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及全球城市网络;另一方面,湾区作为一个辐射外部区域的枢纽,要以各种流要素的组织来引领泛珠三角地区的协同发展。
广东省域城市网络演化分析(2004年, 2008年, 2013年)
粤港澳地区从“前店后厂”向“湾区融合”发展模式转变示意
资料来源:zhuhai.fangdd.com
长江中游城市网络结构韧性评估及其优化策略
资料来源:彭翀,林樱子,顾朝林,地理科学,2018.6
核心引领。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层级性,城市规模分布非均质化,武汉、长沙、南昌等首位城市突出。
总体形态模式差异化。经济网络主要呈现出“破碎核心+非均质嵌套三角形”的结构模式;信息网络主要呈现出“核心三角形+星形放射”的结构模式;交通网络主要呈现出“核心三角形+非均质星形放射”的结构模式。
分区形态模式差异化。武汉城市圈表现出一极独大的网络结构特点,将其概括为“单一核心+边缘城市”;环长株潭城市群呈现出局部网络城市的均衡态势,表现为“核心组群+边缘城市”;环鄱阳湖城市群综合水平较低,目前主要是以南昌为中心的“单一核心”状的孤立结构模式。
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网络
文案(程遥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助理教授 系主任助理)
审阅(张立)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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